第十六章 新的项目
(今天两更,这是第一更)
李思明每天继续躲在实验室里,每天要求见他的人很多,多半是新闻机关,李思明一一拒绝了,只有校方安排的推不掉的记者,他才接收书面采访,但拒绝拍照的要求。
对此,有人不解,有人冷嘲热讽,但他并不以为意,他始终认为,一个喜欢频频在媒体露面的科技工作者,他的贡献注定是有限的。
不过北大知青联谊会的会长陈诚大人来拜访,他却不能拒绝,对知青他有足够的好感。
“思明,哦不,李教授,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”陈诚道。
“什么教授,咱们还搞这些虚的?”李思明不满。
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,思明,我向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北京东光电工厂高级工程师程磊同志。他有一些事想拜托一下,你看有没有时间?”
程磊是陈诚的校友,要大几届,也是北大荒的知青,不过他是最早的那一批。幸运的是,他去了北大荒没多久就上了大学,毕业后一直在国营东光电工厂任技术员,现在已经成了高级工程师。
至于这国营东光电工厂,大有来头,李思明返城后也不止一次听过。该厂是在1968年建立的(代号:878厂),当时正处于动乱的十年“文革”初期,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,四机部新建工厂,采用“8”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,唯独878厂,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,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。与此同时,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TTL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,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(简称上无十九厂)。到1970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。从此,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IC行业的“两霸”,南霸上无十九厂,北霸878厂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,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,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。因此,在封闭的自力更生、计划经济年代里,这两厂的IC一度成为每年召开两次电子元器件订货会上最走俏的产品。当时一块J-K触发器要想马上拿到手,得要部长的亲笔批条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由于“电子中心论”,一时间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“全民”大搞半导体。为了打破尖端迷信,报上宣传城市里的某老太太在弄堂里拉一台扩散炉,也能做出半导体。批判878厂建厂时铺了水磨石地板为“大,洋,全”。这股风使工厂里不重视产品质量,这曾导致878厂为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生产电子电路研制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“推倒重来”。最后质量改进后的电路才使北大在1975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-150机。
文革期间,从研制规模到大规模电路,在技术上中国都依靠自己的力量,只是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水平较低的工艺设备,但是与国外差距逐渐加大。在这期间美国和日本已先后进入半导体规模生产的阶段。东光电工厂从日本进口相关设备,但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封锁,缺少技术“软件”,一直没有形成生产力。这次他们听北大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,希望获得北大的帮助。但他没想到的是,这位李教授如此年轻,这让他有不敢相信。
“程工,目前从技术上讲,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北大可以在这方面独立完成。”李思明当了教授,校方为他配了几位助手,他正愁没有项目。
“我们厂本来想从日本引进相关技术,但是这资金缺口太大,全国许多厂都张口要钱,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外汇,所以我们想从贵校这里想办法,在不增加国家太大投资的情况下,完成技术改造。”程磊解释道。
“没有问题的,不过,我有一个难题,这也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,有为难。”李思明道。
“您请吧?”
“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职责,但是我们搞科研项目是有付出的,没有钱我们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。所以我希望贵厂能否在回报上考虑一下?”李思明委婉地道,毕竟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,科研单位哪有直接向企业要钱的。
“李教授,您的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厂你知道,是没有自主权的,目前就全国来讲,今年只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。没有自主权,就没有财权,任何重大事情都需要打报告的。”程磊的是实情。
“这样吧,我会向我们校方领导汇报,如果可能的话,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”李思明道。找厂家要钱,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。
程磊回去后,李思明立刻找上了校长,将这一情况汇报。
“李,你的考虑我也理解。但这没有先例啊。我们大学包括一些科研院所,一向都是根据国家和上级部门下达科研项目进行科技攻关的,资金也是上级调拔的。我们要是向企业要钱,别人不仅会我们见钱眼开,更有可能会我们路线错误。”周校长沉吟了半晌,“还有你想的太简单了,即使人家有钱,也愿意给你钱,可人家知道应该给你多少钱?少给了,你觉得太亏了,因为你搞的是高科技;多给了,人家还没有那么多钱,再人家也不敢多给你,因为一涉及到钱的事情,事情就复杂了,即使咱们学校没多拿,外人也会认为里面有猫腻。”
“你的愿望是好的,我们目前的科研体制有问题,国家管的太多太死,项目、人员、资金都管,搞科研的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,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不实用,就是难以转化成生产力,工厂又不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,用行政管理那一套搞科研是不行,有识之士也多次反映,但现在难啊。搞得不好要引火烧身,所以你还是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,专心搞你的科研吧!”周校长语重心长道,他很看重李思明的,尽管他知道李思明的背景有些特殊。
“那我们接不接这个项目?”李思明颇受“打击”,他将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
“那你告诉我,你有没有把握?要知道,这个项目是尖端项目啊,国外对我们封锁得厉害,弄得不好,别人会议论的,你考虑过了吗?”周校长认真地问道,他知道外界特别是新闻界有些人对他大力“提拔”李思明,有些非议,如果这个项目搞砸了,李思明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。
“这个我有把握,3英寸的技术,我们可以达成。但是要形成规模生产,还需要深入研究一下,他们缺的不是设备,而是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。”李思明自信地道。
“既然这样,我你,年轻人就要勇挑重担,你现在有几位助手,我看还不够,我会找中科院的黄教授,请他‘支援’几位专家。如果这个你也能搞成,没人再会你什么不是。不过你要做好‘万一’的思想保证。”周校长鼓励道,却有一些担忧。
“谢谢校长,我会全力以赴的。”李思明十分感谢。
当李思明带着一个十二人的团队进驻东光厂的时候,受到了厂方的热烈欢迎。但是在厂方领导的心里,并不是太指望他们能搞出大的成果了,尤其当他们看到李思明如此年轻。即使他的团队中,也有一些人却不对他有信心。
李思明并不在意,他在意的是工作成果,现在不正流行那句话吗: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如果现在有因特网,这绝对是击率最高的。他先是参观了整个生产流程,考察工艺控制流程,和所有技术人员深入地探讨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。东光厂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,但是技术水准和工艺水平却不是最新的,特别是后者日本人看来是留了一手,既挣了钱又抓着摇钱树不放。将来见到渡边三郎,一定敲诈一下他,让他为他的同胞多出“血”。
了解了整体情况,李思明对工作更有信心,前世他曾在著名外国IC公司实习过,对工艺技术是比较熟悉的,还曾差投入了外国IC公司的怀抱,尽管这几十年IC技术水平发展的何止一日千里。
经过讨论,李思明制定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工艺改进计划,详细地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目标,经过他的积极争取,东光厂、北大、中科院三方达成协议,东光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,拿出少量的奖金作为对项目完成的奖励。而北大和中科员拥有其中的技术成果。有了这个协议,李思明就好办事了,李思明在项目组内实行“五定”(定方向任务、定人员、定课题、定设备、定制度)的基础上,要建立研究组的科研责任制,做到责、权、利有机结合,把完成任务的好坏与最后的奖励挂钩。
当这些制度出台,以及李思明制定的工艺改进计划,项目组的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,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,没有人再来干涉他们,而李思明丰富的知识功底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期望。
李思明和他的团队一头扎入工厂里,研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,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东光厂所有的人吃惊,厂房特意安排人手做好后勤,而工程师程磊却每天跟着李思明,学习他的专业知识。
“我,您别老跟着我,我这是去上厕所!”李思明没好气道。
“那我给您带路!”程磊尴尬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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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思明每天继续躲在实验室里,每天要求见他的人很多,多半是新闻机关,李思明一一拒绝了,只有校方安排的推不掉的记者,他才接收书面采访,但拒绝拍照的要求。
对此,有人不解,有人冷嘲热讽,但他并不以为意,他始终认为,一个喜欢频频在媒体露面的科技工作者,他的贡献注定是有限的。
不过北大知青联谊会的会长陈诚大人来拜访,他却不能拒绝,对知青他有足够的好感。
“思明,哦不,李教授,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”陈诚道。
“什么教授,咱们还搞这些虚的?”李思明不满。
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,思明,我向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北京东光电工厂高级工程师程磊同志。他有一些事想拜托一下,你看有没有时间?”
程磊是陈诚的校友,要大几届,也是北大荒的知青,不过他是最早的那一批。幸运的是,他去了北大荒没多久就上了大学,毕业后一直在国营东光电工厂任技术员,现在已经成了高级工程师。
至于这国营东光电工厂,大有来头,李思明返城后也不止一次听过。该厂是在1968年建立的(代号:878厂),当时正处于动乱的十年“文革”初期,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,四机部新建工厂,采用“8”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,唯独878厂,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,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。与此同时,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TTL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,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(简称上无十九厂)。到1970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。从此,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IC行业的“两霸”,南霸上无十九厂,北霸878厂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,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,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。因此,在封闭的自力更生、计划经济年代里,这两厂的IC一度成为每年召开两次电子元器件订货会上最走俏的产品。当时一块J-K触发器要想马上拿到手,得要部长的亲笔批条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由于“电子中心论”,一时间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“全民”大搞半导体。为了打破尖端迷信,报上宣传城市里的某老太太在弄堂里拉一台扩散炉,也能做出半导体。批判878厂建厂时铺了水磨石地板为“大,洋,全”。这股风使工厂里不重视产品质量,这曾导致878厂为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生产电子电路研制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“推倒重来”。最后质量改进后的电路才使北大在1975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-150机。
文革期间,从研制规模到大规模电路,在技术上中国都依靠自己的力量,只是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水平较低的工艺设备,但是与国外差距逐渐加大。在这期间美国和日本已先后进入半导体规模生产的阶段。东光电工厂从日本进口相关设备,但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封锁,缺少技术“软件”,一直没有形成生产力。这次他们听北大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,希望获得北大的帮助。但他没想到的是,这位李教授如此年轻,这让他有不敢相信。
“程工,目前从技术上讲,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北大可以在这方面独立完成。”李思明当了教授,校方为他配了几位助手,他正愁没有项目。
“我们厂本来想从日本引进相关技术,但是这资金缺口太大,全国许多厂都张口要钱,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外汇,所以我们想从贵校这里想办法,在不增加国家太大投资的情况下,完成技术改造。”程磊解释道。
“没有问题的,不过,我有一个难题,这也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,有为难。”李思明道。
“您请吧?”
“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职责,但是我们搞科研项目是有付出的,没有钱我们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。所以我希望贵厂能否在回报上考虑一下?”李思明委婉地道,毕竟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,科研单位哪有直接向企业要钱的。
“李教授,您的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厂你知道,是没有自主权的,目前就全国来讲,今年只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。没有自主权,就没有财权,任何重大事情都需要打报告的。”程磊的是实情。
“这样吧,我会向我们校方领导汇报,如果可能的话,我们会全力以赴的。”李思明道。找厂家要钱,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。
程磊回去后,李思明立刻找上了校长,将这一情况汇报。
“李,你的考虑我也理解。但这没有先例啊。我们大学包括一些科研院所,一向都是根据国家和上级部门下达科研项目进行科技攻关的,资金也是上级调拔的。我们要是向企业要钱,别人不仅会我们见钱眼开,更有可能会我们路线错误。”周校长沉吟了半晌,“还有你想的太简单了,即使人家有钱,也愿意给你钱,可人家知道应该给你多少钱?少给了,你觉得太亏了,因为你搞的是高科技;多给了,人家还没有那么多钱,再人家也不敢多给你,因为一涉及到钱的事情,事情就复杂了,即使咱们学校没多拿,外人也会认为里面有猫腻。”
“你的愿望是好的,我们目前的科研体制有问题,国家管的太多太死,项目、人员、资金都管,搞科研的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,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不实用,就是难以转化成生产力,工厂又不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,用行政管理那一套搞科研是不行,有识之士也多次反映,但现在难啊。搞得不好要引火烧身,所以你还是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,专心搞你的科研吧!”周校长语重心长道,他很看重李思明的,尽管他知道李思明的背景有些特殊。
“那我们接不接这个项目?”李思明颇受“打击”,他将问题看得太简单了。
“那你告诉我,你有没有把握?要知道,这个项目是尖端项目啊,国外对我们封锁得厉害,弄得不好,别人会议论的,你考虑过了吗?”周校长认真地问道,他知道外界特别是新闻界有些人对他大力“提拔”李思明,有些非议,如果这个项目搞砸了,李思明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。
“这个我有把握,3英寸的技术,我们可以达成。但是要形成规模生产,还需要深入研究一下,他们缺的不是设备,而是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。”李思明自信地道。
“既然这样,我你,年轻人就要勇挑重担,你现在有几位助手,我看还不够,我会找中科院的黄教授,请他‘支援’几位专家。如果这个你也能搞成,没人再会你什么不是。不过你要做好‘万一’的思想保证。”周校长鼓励道,却有一些担忧。
“谢谢校长,我会全力以赴的。”李思明十分感谢。
当李思明带着一个十二人的团队进驻东光厂的时候,受到了厂方的热烈欢迎。但是在厂方领导的心里,并不是太指望他们能搞出大的成果了,尤其当他们看到李思明如此年轻。即使他的团队中,也有一些人却不对他有信心。
李思明并不在意,他在意的是工作成果,现在不正流行那句话吗: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如果现在有因特网,这绝对是击率最高的。他先是参观了整个生产流程,考察工艺控制流程,和所有技术人员深入地探讨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。东光厂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,但是技术水准和工艺水平却不是最新的,特别是后者日本人看来是留了一手,既挣了钱又抓着摇钱树不放。将来见到渡边三郎,一定敲诈一下他,让他为他的同胞多出“血”。
了解了整体情况,李思明对工作更有信心,前世他曾在著名外国IC公司实习过,对工艺技术是比较熟悉的,还曾差投入了外国IC公司的怀抱,尽管这几十年IC技术水平发展的何止一日千里。
经过讨论,李思明制定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工艺改进计划,详细地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目标,经过他的积极争取,东光厂、北大、中科院三方达成协议,东光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,拿出少量的奖金作为对项目完成的奖励。而北大和中科员拥有其中的技术成果。有了这个协议,李思明就好办事了,李思明在项目组内实行“五定”(定方向任务、定人员、定课题、定设备、定制度)的基础上,要建立研究组的科研责任制,做到责、权、利有机结合,把完成任务的好坏与最后的奖励挂钩。
当这些制度出台,以及李思明制定的工艺改进计划,项目组的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,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,没有人再来干涉他们,而李思明丰富的知识功底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期望。
李思明和他的团队一头扎入工厂里,研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,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东光厂所有的人吃惊,厂房特意安排人手做好后勤,而工程师程磊却每天跟着李思明,学习他的专业知识。
“我,您别老跟着我,我这是去上厕所!”李思明没好气道。
“那我给您带路!”程磊尴尬地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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